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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辛亥革命的精神遗产

2018-11-06 10:17:03

论辛亥革命的精神遗产

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站在100年后的今天,重新审视这场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大历史转型意义的伟大革命,总结其经验教训,梳理其历史文化遗产,提升其精神价值,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题的缘起  辛亥革命发生于戊戌维新运动与新文化运动之间,上距戊戌维新运动13年,下距新文化运动4年。即使从戊戌维新运动失败算起,到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也就15年时间;再往前延伸到1894年兴中会成立,也不过19年时间。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中国又经历了以农民为主导的反抗外国列强侵略的义和团运动,以清廷为核心的君主立宪运动。不同主题的运动彼此轮换,彰显出中国近代社会的危机与焦虑。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革命并没有成为时代的主旋律。1903年,年仅20岁的“革命军马前卒”邹容饱含激情写出了脍炙人口的《革命军》,讴歌革命,歌颂民主,并鲜明提出了建立“中华共和国”的政治主张。1905年,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民族民主革命纲领。随后,中国革命党人在同盟会和其孙中山的领导下,在积极宣传革命、共和、民主思想的同时,利用中国社会固有的组织络及朋友、师生、亲属等个人关系,联络会党、新军等力量,屡次发动“边地革命”,以武装起义的形式向清朝统治发起一轮又一轮冲击。革命理论和理念在舆论宣传和武装斗争的具体实践等多种合力下开始广泛传播,革命这个长期以来被视为大逆不道的名词逐渐被民众所理解、同情并进而接受。当然这个过程特别曲折,情形十分复杂,其中的痛苦、磨难甚至惨烈,远非常人所能想象。晚清立宪运动“名为立宪,实则专制”的现实以及传统政治体制所固有的种种缺陷,使辛亥革命的发生成为历史的必然。亲历辛亥革命历史巨变的戴季陶当时就指出,辛亥革命是人民公意的胜利。他说:“自革命之说出,而全国之心思,皆趋向于革命。武昌一举,全国从风。当革命军与清军激战之时,全国人民,其大多数闻革命军胜而喜,闻清军胜而忧;忧与喜之间,即表示其赞同反对之意志者也。惟全国人民之心志皆一,夫然后革命功成,而共和国建。故曰民国之成立,全国人民之公意也;革命之军,特人民公意之代表而已。次之总统,即代表全国国民而行公共之善意者也。”[1]辛亥革命一举推翻了统治中国数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建立了一个崭新的民主共和国,成为中国近代历史的次巨变。   对于辛亥革命在政治变革中的作用和影响,学者普遍给予认同和肯定。但是,对于这次革命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建树及其影响,学界一直存在不同的理解。当代着名学者李泽厚曾经指出,中国近代是一个空前动荡的大变革时代,中国近代思想在短短几十年内,越过了欧洲思想发生成熟的数百年行程,“这样,一方面就使整个思想带有浮光掠影的特征,对好些问题经常一掠而过,未能得到广泛深入的展开,未能产生比较成熟、完整、系统、深刻的思想体系,在理论领域显得肤浅、贫乏和杂乱”。[2]辛亥革命时期的思想属于中国近代思想系列中的一个部分,自然也有此局限性。李泽厚认为,辛亥革命之所以从成功走向失败,根本原因是缺乏思想武装和舆论准备,思想启蒙也不重视。他说:“如何在更深远的含义和内容上,从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各个方面实行资产阶级民主,以真正战胜封建主义,革命派始终没有充分的思想武装和舆论准备。……资产阶级思想启蒙工作,革命派本来就做得很少,也不重视”。[3]对于李泽厚的看法,许多学者发表了不同意见。笔者在1989年曾经发表了题为《辛亥与启蒙》的论文,指出:“正像法国1789年资产阶级大革命有他的思想启蒙运动一样,波澜壮阔的资产阶级革命前夜也出现了它的理论启蒙”。认为从1900年到1911年这十余年间,中国思想界也出现了一个启蒙运动。[4]但当时并没有引起学界的注意。 平心而论,辛亥革命由于是一场政治革命,加上时段相对较短,思想文化启蒙不是该阶段的主题。比较而言,辛亥革命所留下的精神遗产主要体现在政治文化层面,特别是在革命思想与民主共和思想方面。所谓精神遗产,是介于物质遗产与非物质遗产之间的一种思想遗产,是无形无像、无色无味但却对当今社会产生深刻影响的思想、观念、学说及其价值观等元素。关于精神遗产的研究和理论建构,学界目前尚无权威的界定。笔者暂且借用这一尚不成熟的理论术语,对辛亥革命的精神文化遗产做一初步梳理和总结。  精神遗产之一:革命思想  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个以革命冠名的历史事件。中国古史上尽管有“汤武革命”的美好传说,但毕竟是以武力推翻前朝暴政进而改朝换代的一种手段,仅仅表明仁政战胜了暴政,政治统治又归于常态,不涉及政治制度的变革。辛亥革命是以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为模版的旨在推翻帝制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武装暴动,与中国历史上的革命有本质区别。宋教仁在辛亥革命成功后曾经十分自豪地宣称:“窃以为世界有永远纪念之日三:一为美之七月四号;一为法之七月十四号;一即我中华民国之十月十号是也。”[5]这已经对辛亥革命的现代性做了新的注脚。  早提及近代意义上的“革命”一词的是主张温和改革的维新派人士,如王韬、康有为等人。他们在其介绍欧洲近代历史的着述中都先后提到“法国革命”,但却是一种否定性评价。在他们笔下,法国革命党人不是“暴徒”,便是“乱党”;法国大革命也是一部血流成河、惨绝人寰的历史悲剧。他们站在改良的立场审视法国革命,其心态是惧怕革命,恐惧革命,担心中国发生革命。因此,他们通过叙述欧洲革命故事,告诫当权者锐意改革,以免重蹈法国覆辙。同时,通过渲染法国革命的血腥,反对即将在中国产生的革命暗流。梁启超是当时维新派中被人视之为具有革命倾向的人物。他先后写过《释革》、《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等释义“革命”的文章,认为革命具有广义与狭义之分。梁启超说:“革命之义有广狭。其广义,则社会上一切无形有形之事物所生之大变动皆是也。其次广义,则政治上之异动与前此划然成一新时代者,无论以平和得之以铁血得之皆是也。其狭义,则专以武力向于中央政府者是也。”[6]考察梁启超关于革命的言论,不难发现,他的内心世界其实有一种革命的冲动,但由于他是康有为的得意门生,师命难违,不敢公开常言革命,只能以比较温和的“破坏主义”表露自己的诉求。梁启超是晚清“诗界革命”、“文界革命”的倡导者,尽管其革命的含义是变革,尽管他对其多有辩解,但明眼人还是能够看出他的革命情结,只不过隐晦、模糊罢了。[1][2]下一页旗帜鲜明提出并极力鼓吹实行革命的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邹容撰写《革命军》,从进化、公理、救亡、人权等多个方面阐述了革命的必然性和正当性,并给予革命以无限崇高的地位。他说:“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争存争亡过渡时代之要义也。革命者,顺乎天而应乎人者也。革命者,去腐败而存良善者也。革命者,由野蛮而进文明者也。革命者,除奴隶而为主人者也。”“郁郁勃勃,莽莽苍苍,极高,,伟大绝伦之一目的,曰革命。巍巍哉!革命也。皇皇哉!革命也。”[7]章太炎也将革命视为解决中国社会政治危机的一剂良药。他说:“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矣。”[8]如果说邹容、章太炎二人是将近代革命理论与传统革命意识笼统讨论的话,那么,孙中山以他的敏锐与智慧,已经开始将传统革命与近代革命作了区分,明确强调自己所从事的革命是“国民革命”,给其赋予全新内容。孙中山指出:“故前代为英雄革命,今日为国民革命,所谓国民革命者,一国之人皆有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即皆负革命之。”[9]随着革命观念的流行,革命意识逐渐深入人心,孙中山的政治形象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开始由以前的“草寇”、“大盗”和“乱臣贼子”一跃而为“谈革命者之初祖,实行革命者之北辰”,[10]一个全新的革命呼之欲出。孙中山及其革命党人辛亥革命之后,为了反对袁世凯的专制统治,发动“二次革命”,被戴季陶称之为“民主与专制之激战”。“二次革命”失败后,陈其美等人又曾密谋举行“三次革命”。[11]革命党人不屈不挠的努力奋战足以表明,革命已经成为志士仁人实现民主共和理想的精神动力。金观涛利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数据库》关键词检索1911年的“革命”与“立宪”,得出的结果是:“革命”一词出现过200多次,“立宪”一词出现过400余次。“这意味着支配辛亥革命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发生的并不一定是革命观念”。金观涛认为,“到1920年代,国民党为了论证自身的合法性,‘辛亥革命’才成为一个指涉1911年满清王朝被推翻的常用词。也就是说,把1911年清王朝被推翻说成是革命,是1920年代新道德意识形态对历史再解释的结果。”[12]对此数据统计和理论推断,笔者不能苟同。武昌起义爆发后,各地媒体由于主办者政治态度不同,立场有别,因此,对于此事件的报道,使用的词汇差别很大。不论是支持或同情革命的媒体,还是持中立态度的媒体,大多用“革命”、“革命党”、“革党”、“党人”、“鄂乱”等词来报道。其中,“革党”、“党人”、“鄂乱”等词使用的频率相当之高。[13]如果仅仅以“革命”作为关键词检索,包含武昌起义革命信息的“革党”、“党人”、“鄂乱”等词,是检索不到的。再加上当时中国依然处于清朝的统治之下,各种媒体在时事报道中对诸如“革命”等敏感词语还是持审慎态度的,不能完全反映当时革命的全貌。   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对革命的宣传和实践,使革命思想与革命理念成为时代的主旋律。主要表现在:不但出现了民族革命、政治革命、民主革命等概念,而且还引发了广义的社会文化革命意识。从晚清到民初,革命已经深入到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诸如“诗界革命”、“文界革命”、“文学革命”、“思想革命”、“家庭革命”、“婚姻革命”、“教育革命”、“社会革命”、“佛教革命”、“祖宗革命”、“经济革命”、“产业革命”、“科学革命”、“国民革命”等术语、口号相继出现,显示了革命影响的深度和广度。[14]至20世纪20年代,“革命”话语已拥有至高地位。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为活跃的党派均以革命相号召。国共两党合作进行的革命称为“国民革命”,中国青年党自称其革命为“全民革命”。中国国民党、共产党、青年党竞言“革命”,革命变为多党派的共同诉求,并上演了“大革命”的壮举。[15]1927年后,国民党建立南京国民政府,从革命党成为执政党,从此对内保守,对外妥协,逐渐放弃了革命主张,孙中山一代所强调的革命性几乎完全丧失。而中国共产党则继续高举孙中山民主革命的旗帜,经过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终于完成了孙中山的一部分未竟之业。即使到了改革开放的和平年代,邓小平也讲改革也是一种革命。这说明革命也是一个好东西,关键要看其内涵和本质。  精神遗产之二:民主思想  革命特别是近代意义上的革命既然不是简单地以武力夺取政权,使公权从一部分人手中转移到另一部分人手中,实现轮流做庄,而是以一种相对进步合理的政治体制取代传统的政治体制。具体来说,就是以共和民主体制取代封建专制体制,从以帝王为中心转型为以政党精英为中心,从寡头政治转变为人民政治。建立新型民主政治,是近代中国进步思想家的共同追求,各派人物虽然用词不同,“民本”、“民权”、“人民主权”各自表述;话语体系有别,“立宪”、“共和”、“宪政”理想迥异,但是,都正面肯定和积极认同现代民主的时代价值。 这一进程中,明显经历了从传统“民本”话语到现代民主话语的转变。[16] 西方民主一词传入中国后,很快激活了中国历史中源远流长的“民本”思想。在中国近代历史的前期,传统“民本”思想一度成为中国政治思想的强势话语。当然,这一时期的“民本”含义,已经在某种意义上大大超出了中国先秦时期“民本”思想的原有内涵,欧美社会契约论、天赋人权论甚至人民主权论的影子和痕迹随处可见,只是表现形式比较隐晦、含蓄而已。比如,维新派代表人物谭嗣同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很能反映当时思想界的普遍认识。谭嗣同指出:“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于是共举一民为君。夫曰共举之,则非君择民,而民择君也。夫曰共举之,则其分际又非甚远于民,而不下侪于民也。夫曰共举之,则因有民而后有君;君末也,民本也。天下无有因末而累及本者,亦岂可因君而累及民哉?夫曰共举之,则且必可共废之。君也者,为民办事也;臣也者,助办民事者也。赋税之取于民,所以为办民事之资也。如此而事犹不办,事不办而易其人,亦天下之通义也。”[17]台湾学者韦政通对此做了总结和概括,认为在谭嗣同关于君民关系的思想,至少包含以下几个意思:其一,国君是由人民选择、选举的;其二,因是人民选举的,国君自然亲民;其三,国君既是由人民选举产生的,因此人民为国家的主体;其四,人民能选国君,也可罢免国君。其五,人民选举国君,是要他为大家办事,做人民的公仆,如不能尽职,就要将他罢免。[18]谭嗣同属于维新阵营中的激进派,思想言论远比同辈超前,但在涉及民主的问题上也是点到为止,实质上还是维新派“君民共治”政治模式的理想图景而已,更多表现在理论层面。维新派之所以不能突破固有体制而倡言民主,很大程度上在于他们内心没有完全认同并接受近代民主,包括理论与现实两个层面。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与维新派羞羞答答的“托古改制”与遮遮掩掩避谈卢梭绝然不同,毫不隐讳地举起了近代民主共和的思想旗帜,不但将民主作为革命的思想理论基础,而且明确提出了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政治主张,并为此作了艰苦卓绝的奋斗和探索。早在中国同盟会成立之前,年轻的革命党人邹容便在其《革命军》一书中,对近代民主做了讴歌与礼赞。邹容认为,中国人知道卢梭、孟德斯鸠等民主思想家的着作,是中国人民的幸运。因此,这些思想应该成为中国实现民主的理论武器。他说:“夫卢梭诸大哲之微言大义,为起死回生之灵药,返魄还魂之宝方。金丹换骨,刀圭奏效,法、美文明之坯胎,皆基于是。”[19]邹容还次提出了建立“中华共和国”的主张,并明确说明这个新兴共和国主要参照美国政治模式。不管是否具有可行性,在那依然是清朝专制统治的年代,邹容敢于公开发表自己的政治主张和见解,其英雄气质和不畏牺牲的精神是无人可比的。以蹈海身死来唤醒国人的革命先贤陈天华认为共和制度是一种理想并且适宜于中国的政治设计,明确倡导“中国宜改创民主政体”。他说:“法人孟德斯鸠恫法政之不如英善也,为‘万法精理’一书,演三权分立之理,而归宿于共和。美利坚采之以立国,故近世言政治比较者,自非有国拘流梏之见存,则莫不曰:共和善,共和善。中国沉沦奴伏于异种之下者二百数十年,迩来民族主义日昌,苟革彼羶秽残恶旧政府之命,而求乎美善之政体,则宜莫共和若。”[20]陈天华还对当时流行的国民教育程度不够,难以实行民主的观点作了系统批驳,指出在中国实行民主立宪是大势所趋,时代的必然,“中国舍改民主之外”,别无选择,“欲救中国惟有兴民权改民主”。[21]中国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针对当时政治转型必须有序,从野蛮到专制,由专制而君主立宪,由君主立宪而民主共和,“次序井然,断难躐等”的观点做了批驳,明确指出革命的目标就是建立民主共和体制。他说:“所以吾侪不可谓中国不能共和,如谓不能,是反夫进化之公理也,是不知文明之真价也。且世界立宪亦必以流血得之,方能称为真立宪。同血,何不为直截了当之共和,而为此不完不备之立宪乎?”[22]1905年8月,孙中山在《同盟会宣言》中明确提出了革命的政治目标是建立民主共和国。他说:“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共举。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权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23]这段话铿锵有力,简要勾画了一幅民主共和国的图景:议会制度、宪法政治、民选国家元首、大众参与政治、彻底告别帝制。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随后立即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进一步用法律的形式确认了这一系列民主原则,试图以制度的形式给予固化。其具体设计及方案是:,人民主体论或人民主权论。建立中华民国,必须全力融入这些理念:“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国民享有各种自由权利并具有参政权。[24]第二,中华民国政府实行分权制,议会负责立法,大理院负责司法,总统或内阁总理负责行政。各个权力之间实行制衡,不得越权。第三,实行政党政治。所谓政党政治,当时革命党人的理想是形成执政党与反对党一方执政、一方监督的执政格局,而且两党之间必须是旗鼓相当,势均力敌。套用中国近代政党政治之父宋教仁的话来说,就是“进而在朝,就可以组成一党的内阁;退而在朝,也可以严密的监督政府,使它有所惮而不敢妄为,应该为的,也使它有所惮而不敢不为”。[25]第四,实行地方自治。第五,通过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宪法之治三个阶段逐步推进,渐次实施。对此,长期致力于近代民主思想研究的方敏给予了比较高的评价。他指出:“以上方案在理论上比较充分地体现了主权在民、三权分立的原则;在仿行西方政治制度方面以民主制度较为完善的美国模式为蓝本,内阁制度的设计则有兼采美、法两国制度而取折中之意;方案中关于革命程序的设想,则体现出革命党人对中国具体情况有着一定程度的关注。所有这些都鲜明地反映了该方案的民主主义精神和革命精神。”[26]大规模的民主政治试验在民初并不成功,但作为一种思想遗产,却给我们的民主政治建设许多启示。   辛亥革命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历史遗产和精神遗产。精神遗产除上述的革命思想和民主思想之外,还有科学思想、“振兴中华”的思想,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国学思潮等等。限于篇幅和时间,不能一一进行深入系统的解读和分析。在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日来临之际,重温和检视这场伟大变革给我们留下的精神遗产,以敬重与同情的态度来反思和审视其深刻内涵,无疑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唐文权,桑兵. 戴季陶集[M].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606.  [2][3]李泽厚. 中国近代思想史论[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475,310.  [4]马克锋. 辛亥与启蒙[J]. 宝鸡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2),13.  [5][25]陈旭麓. 宋教仁集(下册)[M]. 北京:中华书局,1981,423,456.  [6]梁启超. 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五[M]. 北京:中华书局,1989.  [7][19]张枬,王忍之.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M]. 北京:三联书店,1960,651,653.  [8]汤志钧. 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M]. 北京:中华书局,1977,204.  [9 ]孙中山全集(第1卷)[M]. 北京:中华书局,1981,296.  [10]宫崎寅臧:三十三年之梦[M].  [11]杨天石. 国民党人与前期中华民国[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12][14]金观涛,刘青峰. 观念史研究[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384,385.  [13]杨天石. 晚清史事[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15]王奇生. “革命”与“反革命”:1920年代中国三大政党的党际互动[J]. 历史研究,2004,(5).  [16]胡波. 辛亥革命与思想话语的变迁[J]. 史学理论研究,2002,(2).  [17]蔡尚思,方行. 谭嗣同全集(下册)[M]. 北京:中华书局,1981,339.  [18]韦政通. 中国十九世纪思想史(下)[M]. 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92,758.  [20][21][22]张枬,王忍之.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上册)[M]. 北京:三联书店,1960,120,125,127.  [23]孙中山选集[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78.  [24]中国史学会. 辛亥革命(第八册)[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26]方敏. “五四”后三十年民主思想研究[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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